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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5日，湖南大學作為唯一一所舉行抗日戰爭勝利受降儀式的中國大學，見証瞭中華民族“雪百年恥辱，復萬裡河山”的歷史時刻。
蒙難·烽火歲月的文化浩劫
紅磚灰瓦的湖南大學行政樓在烈日中靜靜矗立，偶有遊人駐足看著門前的介紹：“原湖南大學科學館，1945年9月15日，長衡地區侵華日軍投降儀式曾在此舉行。”
在不遠處的老圖書館遺址前，石碑上赫然記錄著：“湖南大學老圖書館，1929年12月始建，當時華中華南最大的圖書館。1938年4月10日，侵華日機第四次轟炸長沙時被毀，僅存石柱數根。”
“嶽麓書院是我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抗日戰爭時期，部分被毀……”
“第一、第五學生宿舍被炸毀，一院、二院等處被震毀……”
這樣彌漫著無邊戰火與血光的記錄，在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湖南大學就有好幾處。七十載的歲月呼嘯而去，歷經的劫難仍是“言者悲愴，聽者斂容”。
悲慘、憤怒，這一切，一直橫亙在湖南大學數學院肖伊莘教授的心中：“我那時是湖大的講師，午後2時左右，突然響起瞭空襲警報。隨著飛機的轟鳴聲越來越逼近，3架轟炸機從長沙市北面飛過來，並不斷地在學校圖書館上空盤旋。飛機在轉瞭幾圈後，突然扔下瞭很多燃燒彈，接著就看到圖書館冒起瞭陣陣濃煙和刺眼的火光。”據他回憶，飛機經過幾輪轟炸後並沒有立刻返製造業進銷存回，而是在學校的附近盤旋，瘋狂地用機槍掃射在地上躲避的學生和市民。等到已經看不見飛機的蹤影，肖伊莘才走到圖書館，“隻見整個圖書館都已經倒塌，沖天的火光還在肆虐，散發出陣陣熱浪。在現場，惟一站立著的隻有圖書館入廳前的四根立柱，附近躺著屍體，有的人被炸碎瞭，腸子掛在電線桿上。大火整整燒瞭5個多小時才漸漸熄滅。”
侵略者對湖南大學的這一次轟炸，共投燃燒彈50餘枚，炸彈40餘枚。湖大四年級學生黎圭、三年級借讀生曾友鬆、工友陳玉泉被炸死，師生及平民死傷百餘人。時為中南地區最大的圖書館霎時變成一片廢墟，54091冊古籍善本和最新外文圖書慘遭火劫，而這一天，離南遷的故宮國寶從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撤離才過數日。同時被炸的，還有湖南大學科學館、第一院（嶽麓書院舊址）、第二院、第一、二、四、五學生宿舍及工廠等處，共計財產損失在200萬銀元以上。
當天，湖南大學在《被敵機炸毀後正告中外文化界宣言》中這樣描述瞭這場文化之殤：“本大學繼承嶽麓書院，有千年歷史，……寸瓦片石幾皆於文化史有重大之價值。……今強敵處心積慮之集恨於文化，明眼者自能辨之。”
血和生命，是這世間最難抹去的痕跡和記憶。在湖南大學校史上，關於這段烽火歲月的記錄更為詳盡和悲慟。
“1939年9月21日和1940年10月11日，日機兩次轟炸湖南大學辰溪分校。死一人，傷三人。炸毀校進銷存系統推薦舍10餘棟及實驗儀器設備等百餘件。中國著名武術傢、湖大體育教授王潤生重傷身亡。”
“1941年4月18日日機7架，5月7日日機9架又再次轟炸嶽麓山湖南大學本部，共投彈70餘枚，使具有千年歷史的嶽麓書院禦書樓、半學齋、靜一齋等處均中彈倒塌，文廟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毀。”
五次轟炸，烈火沖天﹔生靈塗炭，師生罹難。古跡碎為瓦礫，校舍幾盡崩頹，圖書化為灰燼，儀器盡為損毀。
湖南大學，蒙難﹔文化教育，蒙難﹔中華民族，到瞭最危險時刻。
怒吼·不默而生的書生血性
“本大學雖罹此浩劫，卻以血染為榮﹔雖不在前方，卻以與前方將士及我民眾分受犧牲為幸。全體師生決本百折不回之精神，誓與倭寇相周旋，不遷校，不輟課，使我華中僅存之國立大學，不因暴力而炸毀，湖南之高等教育，不因暴力而中斷……”這是1938年4月10日被轟炸後，湖南大學學生向全世界發出的怒吼。
湖南大學化學系譚雲鶴教授慷慨宣示：“四月十日，餘在科學館，覺敵人之轟炸，並不足畏，故未驚惶出走。是日面部雖受傷流血，而研究科學之人，其血流在科學館，是流得其所，雖死亦無愧恨。”
湖南大學原校長曹典球先生憤然賦詩：“吾華清冑四千載，禮義涵濡迄無改。詩書雖毀心尚存，人人敵愾今何待。嗟餘衰老聞惡聲，枕戈待旦思群英。誓撲此獠度東海，再集鉛鬆起百城！”
這是手無寸鐵的書生發出的抗日怒吼，而不輟課、不因暴力而中斷高等教育的宣言，本身就意味著信仰、勇氣與力量。
日寇轟炸既非軍事機關，亦無軍事機關借駐的湖南大學，蓄意摧毀中國文化和智識青年的暴行，激發瞭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堅強意志。
時任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將軍於4月11日通電全國：“湖大為本省最高學府，設備較善，敵人本其破壞文化機關及轟殺平民之一貫政策，加以重大毀滅，此種暴行，為文化惡魔，人類公敵。”
茅盾先生撰寫瞭《記兩大學》一文，發表於4月12日的香港《立報》，文中寫道：“湖南大學以前是湖南境內的最高學府，在今日，因為臨時大學西遷，湖大仍是湖南境內最高的學府﹔今春敵機屢襲長沙以後，臨大是西遷瞭，但湖大依然在原地開學，且已為流亡青年在華中所能得的唯一的轉學借讀之所﹔兩個月前，黃河陣線頗覺吃緊的時候，聽說湖大當局準備於萬一之際，遷往湘西，現在前線反攻勝利，方幸湖大可以始終不動，屹然為華中唯一學府，給東南戰區裡流亡出來的青年就近得一求學的機會，卻不料敵人摧殘文化的魔手始終不肯將它放過！嶽麓山是長沙近郊一名勝，山上除瞭兩大學外，惟有農舍，惟有墳園和廟宇，所以敵機的轟炸無非是蓄意摧殘我們的文化機關罷瞭。中國的民眾將永遠不忘記這新添的血債！”
湖南大學國外通訊工作團還出版瞭《The Student Voice》，寄贈世界學聯，以英、德、法、日四種文字向國外廣泛宣告，使各國人民瞭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引起國際間廣泛的同情與支援。
其實，湖南大學的血性師生們一直就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早在1931年9月25日，九一八事變之後，湖南大學全體學生就曾通電全國：“日本帝國主義者乘我國傢多事之秋，借口毫無根據之中村事件，突然率其狼貪羊狠之師，逞彼殘暴，霸據我封壤，虜?我疆吏，炮毀我城郭，槍殺我軍民，惡耗頻傳，拊膺永痛。……請中央集中全國武力，對日宣戰，大張撻伐，遂彼兇頑。凡我同胞，義憤所激，投袂並興，前仆後繼，生死以之，蹈火赴湯，其甘如薺。” 隨後，湖大同學組織瞭抗日救國會，發行《抗日會刊》，宣傳抗日主張。
1932年10月，著名教育傢、冶金學傢胡庶華先生出任湖大校長。面對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的時局，他指出：“對於一個深陷泥潭的民族，文化的力量甚至比物質大過許多”，“欲恢復民族固有之地位，必先恢復民族固有之精神”，於是以嶽麓書院講堂所存宋代朱熹手書“忠孝廉節”及清代歐陽正煥手書“整齊嚴肅”八字書院院訓為湖大校訓，並親書《校訓釋義》。1933年，胡庶華親自作詞，並請著名音樂教育傢蕭友梅譜曲，制定瞭《湖南大學校歌》：“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開學府，濟濟??。承朱張之緒，取歐美之長。華與實兮並茂，蘭與芷兮齊芳。楚材蔚起，奮志安攘。振我民族，揚我國光。”胡庶華還總結湖大及嶽麓書院在人才培養方面的經驗與特色，提出以“耐勞肯幹、為國犧牲”作為校風。他繼承瞭中國傳統教育思想註重道德教化的主張，註重立德樹人，培養文武全才，他指出：“大學生在求學時期，重在修身”, “人格救國，當與科學救國並重”。他鼓勵學生通過發展教育與科研充實抵抗實力，應付現代的科學戰爭，擔負民族復興的責任。他多次號召學界總動員，根據所學專業組織各種服務隊服務後方，更鼓勵身體強健又富有軍事智識的知識分子投筆從戎，為民族奮鬥犧牲。胡庶華指出：“吾國古昔，文武同途，而教育尤重視文武合一。吾人為復興民族計，當首先恢復古代文武合一之教育制度。”自1935年起，湖大新生皆受軍事訓練，並以體育及國術充實身體上之鍛煉。抗日名將齊學啟就曾擔任湖大軍事教員。
抗戰全面爆發後，1937年8、9月間，湖南大學就有一批學生投筆從戎，有的直接參加前線作戰部隊，更多的報考瞭屬機械化部隊系列的交輜學校。1937年10月，湖南大學校長皮宗石及教授伍薏農、楊卓新、皮名振和校友1926屆電機系畢業生呂振羽、1937級化學系畢業生李靜等發起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皮宗石當選為理事、呂振羽當選為常務理事。1937級化學系畢業生李穎生出任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湖南分會理事。1937年冬，為抵禦日本侵略，湖南省發動知識分子到基層去組訓民眾。湖大學生聞風而起，投筆應征者幾乎達全校人數之半。服務期為半年，所缺課程，隻能第二年的暑假補授。有的服務地點在偏僻地方的，無法補課，隻能休學，學生們也義無反顧。
國土淪亡，會計軟體山河破碎，觸動著青年學生敏感的心。他們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追求光明。
1938年春，中共湖南大學支部成立。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先後成立瞭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黨的外圍組織“明日社”，出版《明日旬刊》，宣傳抗日主張，組織學生讀書會閱讀毛澤東《論持久戰》等進步書籍﹔發動黨員廣交朋友，動員黨員、“民先隊”隊員和“明日社”社員深入群眾組織，擴大進步影響﹔爭取黨員和進步力量入選學生自治會，打破國民黨的控制﹔發動地下黨員開展對第二十集團軍戰時步兵幹部訓練班國民黨軍官的工作，使他們支持抗戰﹔邀請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進步人士茅盾來校公開講演，講解大眾哲學、革命人生觀和抗日救亡等問題。自此，湖大打開瞭抗日救亡活動新局面，並吸收瞭一批進步學生入黨。徐特立同志在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特別指出：“這裡的工作完全是湖大學生同志活動建立起來的”。國民黨頑固分子也驚呼：“共產黨在嶽麓山掛起瞭紅旗”。
西遷辰溪後，黨支部堅持在學生中發展組織，在湘西僻壤點燃瞭抗日救亡的烈火。每當元旦、春節及“九一八”等日，湖大學生都到當地的傷兵醫院慰勞負傷將士，為負傷將士代寫傢信。1940年1月，學校師生為前方抗日將士征募寒衣，並給抗日將士匯出1000元，女同學也在城鄉募捐500多元救濟難民。同學們還經常到學校附近村莊宣傳抗日救亡及防空知識，並繪制瞭國傢形勢圖及作戰圖報告前方戰事消息，讓閉塞的湘西人民清醒地知道中華民族到瞭最危險的時候。學生自治會還組織歌詠戲劇隊，排練抗日話劇《放下你的鞭子》《古城怒吼》《重逢》《鳳凰城》等，一批青年教師陳世驤、金克木等積極支持這些活動，陳世驤還擔任導演。這些話劇於1941年先後在辰溪和沅陵縣城公演，演出時觀眾如雲，轟動一時。公演所得之款，除去開支，尚餘2000多元，均郵匯征募總會作慰問前方將士之用。1939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員胡喬木同志專程到辰溪調研湖大學運與青年工作。
抗戰期間，湖大廣大畢業校友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26屆電機系校友呂振羽經中共中央批準，建立瞭被譽為“南方抗大”的塘田戰時講學院﹔1927屆政治經濟系校友甘泗淇任八路軍一二O師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開辟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鬥爭﹔1936屆教育系畢業生劉彬、政治經濟系畢業生王德恆等校友奔赴延安參加革命﹔1939屆畢業生易祖洛、伏嘉謨、齊壽崑、餘華厚、高開明、王有福、周伯頤、伏煇藝等13位校友由學校保送奔赴長沙第九戰區前線參加抗戰﹔文法學院院長李壽雍教授志願調往第三戰區任政治部主任﹔其他畢業生志願從軍者百餘人，在敵後從事遊擊者也不少，僅1945年2月，就有七十三位同學應征參加遠征軍。1926級法科校友康德、1935級政治經濟系校友嚴怪愚等創辦瞭長沙《力報》，宣傳抗日救亡。嚴怪愚更是深入徐州前線採訪，開湖南報紙派戰地記者的先例，撰寫瞭大量戰地通台中財務軟體訊，熱情謳歌中華兒女英勇抗戰的事跡。1939年4月19日，他從重慶國際新聞社負責人范長江處獲悉汪精衛投敵賣國，率先在《力報》以《圖作小朝廷之大傀儡，汪逆實行降敵賣國》為題發表消息，是國統區第一篇公開揭露汪精衛投敵賣國的新聞報道，產生極大影響。1945年8月，嚴怪愚和馮英子作為湖南新聞界的唯一代表參加瞭芷江受降採訪。
為有犧牲多壯志！青年時期曾經三度寓居嶽麓書院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毛澤東同志一語中的。近代學界盛贊的“湖南人精神”，其實所指就是這一種自嶽麓書院衍緒而來的為國犧牲、敢於擔當的書生血性。這種血性，在關鍵時刻，總會從湖大師生的胸中噴湧而出。
西遷·堅苦卓絕的教育傳承
湖南大學遭日機狂炸後，“一時校中情形，至堪驚心怵目。幸賴全校師生之振奮，當局之努力，隻一星期之停頓，隨即恢復課業。邇後戰事益趨緊張，長沙時虞空襲，甚且有時日夜在警報聲中生活，省會各級學校已先後各自遷鄉，湖大為教學安全計，於是亦不得不有籌設分校之計議。”
1938年7月，日寇侵華的戰火逼近湖南，省會長沙的機關、學校紛紛搬遷。湖大根據教育部的指令開始內遷，最初議遷芷江，因被軍事機關佔用，考慮到辰溪有火電廠，能源充足，交通便利，遂決定遷往辰溪。10月12日起，湖南大學正式西遷，隨同學校遷往辰溪的，有教授46人、講師17人、助教19人、體育軍訓教師5人、學生535人，加上職員、工人及傢屬，總人數超過1000人。長沙麓山原址則設立湖南大學留守處，由第九戰區軍官幹部訓練團借用。
西遷初期的辦學條件極為艱苦。1949屆政治系畢業生伏嘉謨曾在《血淚酸辛話抗倭》一文中對湖大師生的西遷生活有一段生動的描述：“1938年11月文夕大火，全城一片焦土，滿目瘡痍，位於嶽麓山之湖南大學圖書館，先已被炸。湖南大學乃遷往湘西之辰溪縣，作為臨時校址，因搭汽車困難，餘乃與同學顏君步行，由長沙至辰溪，沿途數見骷髏懸於樹林間，極為驚心動魄。湖大初遷，以毛木板搭臨時宿舍，無桌椅﹔我睡上床，在床上牆邊釘一木板作書桌，點著茶油燈（無電），熒熒蟠坐床邊，苦讀至夜深，如此一年多，寒假留校不歸，贏得畢業第二名，也可說苦到瞭極點。”1941年出版的《抗戰以來的湖南大學》一書也有詳細記載：“在這個艱苦的時期，各位教授及全校學生都能體諒一切，於行裝甫卸之日即展開書本，從事研究。那時的教室，是枯黃的草地上或大樹底下用木板子做幾塊小黑板，背起便走，好比傳教士傳教一般，一面曬太陽，一面談學理，一組一組、一群一群，佈滿瞭龍頭?，這種艱苦奮鬥、努力研究的精神，湖大師生可以引以自慰的。”
盡管條件異常艱苦並時常有日軍的襲擊威脅，但學校以“於艱苦中謀恢復，於安定中求團結”的辦學方針，迅速地恢復瞭正常辦學。
為瞭建設基本的教學硬件設施，師生員工一邊露天教學，一邊自己動手趕建教室、宿舍、辦公室等。到瞭1939年1月，先後建成瞭辦公室、宿舍及1萬平方英尺的教室。學校每爭得一筆經費，就主要用於添置圖書、儀器，圖書由抵達辰溪時的14919冊，1941年11月增至58866冊，到1947年統計達79158冊。實施設備也由轟炸後的基本被毀變成遷校各大學之冠。
與學校硬件設施一並發展的，還有教育教學和學術研究。在辰溪辦學期間，先後擔任校長的皮宗石和胡庶華秉持“定天下之亂者才，成天下之才者學，教天下之學者師”的辦學主張， 利用許多大學內遷，辰溪相對比較安全、交通比較便利等條件，極力邀請知名學者來校任教。1938年西遷辰溪時，教師僅為87人，到1945年為160人，其中教授71人，副教授15人。當時在湖大任教的著名學者，有中文系的楊樹達、曾運乾、宗子威、王嘯蘇、劉永濟，政治系伍薏農、曹紹濂、周蔭棠，經濟系任凱南、周德偉、丁洪范、潘源來、曹廷藩、向紹軒，法律系李祖蔭，數學系楊卓新、陸慎儀、餘潛修，物理系熊正理、田渠，化學系張光、楊開勁，土木系蕭光炯、唐藝菁、柳士英，機械系李蕃熙、鐘伯謙，電機系曾昭權、劉乾才，水利系何之泰，礦冶系黃國瀛、胡伯素等……，一時間龍頭?上名師薈萃，講席生輝。期間，著名經濟學傢樊弘、曹廷藩等都曾在經濟系講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在當時國統區的國立大學，是不多見的，也是要擔風險的。
西遷期間，湖大的教授及學生研究興趣非常濃厚。教授的日常生活，除瞭有警報及上課外，其餘的時間都是閉戶自修，研究學問，這一種風氣，所謂以身作則，所以學生們也特別的富於研究性。如中文系教授楊樹達，他“一生兩見倭侵國”，“迫於遲暮，不能執幹戈衛國，以《春秋》一經設教”，撰《春秋大義述》一書，闡述“復仇”、“攘夷”大義。在“晴空嘯警笛，奔走不遑駐”的寇機威脅下，在“紙窗燈火微如豆，板屋規模小似舟”的艱難困苦中，夜以繼日地讀書著述，樂英才而教育，即使避敵機入防空洞，仍手不釋卷。青年教師周蔭棠撰寫瞭《臺灣郡縣建置志》、張秀勤撰寫瞭《日本史正名篇》等。此外，基本上每個學科都有學術會，各學會出版的刊物更是百花似錦，彰顯瞭師生思想的活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遷期間，湖南大學師生校友蒿目時艱，系心天下，以筆桿為武器，創作瞭大量詩詞、楹聯、文賦，用富含民族韻味、極具時代精神的表現形式，真實記錄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和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更歌頌瞭中國人民堅苦卓絕、頑強不屈的戰鬥精神和民族氣節。1940年4月，楊樹達、曾星笠、王嘯蘇、熊正理、趙曾儔、曾威謀、吳紹熙、陳兆疇、譚雲鶴等教授成立瞭五溪詩社，以吟詠宣其憂思，同仇敵愾，佳作甚多，堪稱“抗戰詩史”。
在教學上，學校更著眼於民族復興大業，“不求量的發展，但求質的提高”，保証瞭人材培養的質量。根據《湖南大學組織大綱》規定，學校實行選課制與學分制進行的教學制度，還嚴格依照《招生章程》招生，由於錄取新生堅持“寧缺毋濫”，有的專業甚至僅有一名學生，也是照常開課。70年過去瞭，一個教室一個教授給一名學生上課的情景，仍讓年逾90的工友彭國波屢屢提起。“工學院李蕃熙、何之泰、唐藝菁、蕭光炯等教授上課都非常認真。李蕃熙是機械系主任，他檢查學生的機械制圖時，每條尺碼都親自復量，做到一絲不茍。” 1942年考入湖南大學數理系的蘇仲湘也曾回憶：“回溯到四十年代，我在湘西辰溪壟頭?荊榛小山上求學的日子。當時舊中國的科學山林是多麼的艱困和寂寞啊，大學的一個數學年級往往隻有一二人，何況又是在那抗戰烽火正酣、國內夜氣如磐的時節！但是，師友數人，日夕相對，卻一直相期共勉：勇於求真，安於貧艱，不可自已。在軋軋作響的小樓上，在僅施素紙的板窗前，我們曾經多次度過探討和思辨的時光。愛因斯坦和羅素的命題曾經多少次闖入我們的話題。……師友們身丁子夜，卻一直憧憬著祖國的光明，憧憬著科學的春天。”據統計，1938年西遷辰溪學生數為535人，到返校的1945年達1341人，增加瞭2.5倍，7年間畢業人數總計1273名，這其中，不乏中國巨型計算機事業主要創始人慈雲桂、第一個登上南極的中國人張逢鏗、聯全國開發計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盧濱峰、著名新聞工作者蘇仲湘等校友。
湖大的教師在堅持為國育才的同時，也以自己的學術專長實現著報國救國、服務社會的素志。自太平洋戰爭爆發，燒鹼來源斷絕，日常需要之肥皂奇缺，化學系譚雲鶴教授利用湘西土鹼及植物油，試制軟皂成功，投入生產。計算尺為工科學生所必須，過去全仗舶來品，土木系主任蕭光炯與機械系教師湯滎合作，利用白木及邵陽竹器，試制計算尺成功，滿足瞭工科學生的需要。礦冶工程系王子祐教授研究改良土法煉鐵，提高生鐵質量，指導師生研究金礦洗選方法，提高金的採收率。為瞭滿足戰時本地區的需要，湖大師生校友還籌辦瞭湘華鐵廠、紡織機械廠、制革制鞋廠，並設立瞭雲麓中學以便利周邊鄉鄰子弟就學。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辰溪八年，湖南大學在艱難中奮力前行，並不斷壯大發展。1939年，文學院改稱文法學院，增設法律系﹔1942年，奉教育部令設立工科研究所礦冶學部，招收瞭千年學府的首屆研究生﹔1943年，於工學院增設水利工程系，文法學院增設外國語文學系﹔1945年，文法學院分立，文學院除中國文學、外國文學系外，增設史學系，其餘法律、政治、經濟三系均隸法學院，又於工學院增設化學工程系及礦冶專修科，並設有當時國內僅有的礦洞工程專業。
榮光·復臨嶽麓的浴進銷存管理系統火重生
“雪百年恥辱，復萬裡河山，秦漢無此雄，宋元無此壯﹔寫三楚文章，吊九原將士，風雨為之泣，草木為之悲。”這是70年前，懸掛在湖南大學科學館的一副對聯。
1945年9月15日，湖南大學作為唯一一所舉行侵華日軍投降儀式的中國大學，見証瞭中華民族“雪百年恥辱，復萬裡河山”的歷史時刻。是日正午，抗日戰爭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第四方面軍長衡地區受降儀式在湖南大學科學館（今湖南大學辦公樓205會議室）舉行。侵華日軍第二十軍司令?西一良代表長衡地區日軍，向中國陸軍第四方面軍司令王耀武呈遞投降書。對此，當年報紙曾如此評述，“這其實不隻是嶽麓山下湖南大學一所學校的榮譽，更是我們這座城市的驕傲。”
1945年10月，湖南大學開始從辰溪復員長沙。由於校舍損毀嚴重，師生們就用從辰溪拆遷過來的木料搭建臨時校舍。“復臨舍”，意謂“復員後的臨時校舍”，這也就是今天湖大復臨舍教學樓得名的由來。
1945年12月10日，湖南大學召開復員長沙後的第一次校務會議。這次會議做出瞭一個鄭重決定：“為景仰長衡區受降典禮起見，特在科學館內設受降堂，陳列受降時各種紀念物品及戰利品，並在科學館前面，建立奏凱亭，豎碑以紀其事。日後如能建一較大之科學館時，即將現在之科學館，改為勝利博物館。”
嶽麓山復蘇瞭，千年學府歷經日寇五次轟炸和四次長沙會戰的炮火劫難後，又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生機。
今天，蒙難的校園、怒吼的校園、播遷的校園、雪恥的校園都永遠地定格在歷史的畫卷中，唯有這校園裡隨處可見的記錄，向人們訴說著千年學府弦歌不輟的不易與艱辛。
既然“復臨”，豈能相忘？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作者：曾歡歡 張澤麟 彭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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